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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来源:万方期刊网  时间:2018-01-22 09:44:07  点击:

作者: 王瑞亨  

  【摘要】本文主要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在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在犯罪构成方面:本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杂客体;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但是对于“组织”、“组织者和他人”、“人体器官”又应当如何理解;本罪的主体是否需要增设单位作为犯罪的主体;同时又讨论了本罪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争议:如何认定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本罪与被害人承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被害人承诺;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作为一个比较新的罪名,在实践处理中,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的认定仍然存在争议,本文主要针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本罪的客体
  《刑法修正案(八)》将此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章之下,意味着本罪的犯罪客体至少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但是早在立法阶段就存在“国家医疗监管秩序”社会法益和“公民人身权利”个人法益的争议。本文认为,本罪的客体应该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对医疗秩序的监督与管理,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健康权。一方面,国务院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表明国家对于人体器官的移植负有监督和管理责任。从事人体器官买卖的行为侵犯了国家规范医疗秩序的职责,说明该行为具有违法性。况且人体器官移植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国家有必要对医疗制度进行规范。另一方面,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要对供体的器官进行活体的摘除,使供体的生命健康遭到了损害。因此也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的认定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出卖他人人体器官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处理中,对于“组织”、“组织者和他人”、“器官”等具体的界定仍然存在较大的难度,观点也在持续讨论。
  首先,对于“组织”的理解:有观点认为,所谓“组织”是指发起、策划、拉拢、安排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1]本文认为,通过列举的方式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把握,但是,列举难免会有遗漏。因此应当认定为只要行为人通过一定方式使他人出卖器官获得了渠道,而该渠道增大了他人出卖器官的可能性即可。所以,不应该对“组织”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是“组织”又应当存在一定的边界,不能将一切行为都包含在“组织”的范围之内,这样不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对于那些单纯的询问他人是否出卖器官,但并没有采取其他的手段的行为,可以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其次,在司法实践的处理中,对“组织者和他人”的界定也应当注意。“组织”并不是集团犯和组织犯。对于“组织者”而言,既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因为,即使是一人从事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也侵犯了该罪的客体,数人组织的行为同样侵犯了上述法益。因此,对于“组织者”而言不需要有数量上的要求。对与“他人”而言,同样可以为一人或者多人。因为本罪是对于个人法益和公共法益的侵害,即使被组织的“他人”为一人,也使本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受到了侵犯。所以在司法实践处理中,对于“组织者和他人”的界定不需要有数量的要求。
  第三,对于“人体器官”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条有了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对“器官”作扩大解释,将角膜、血液、骨髓等组织以及胚胎干细胞同样纳入本罪所规制的范围。虽然有可能会造成误解与混乱,但从打击的效果来看,将将角膜、血液、骨髓等组织以及胚胎干细胞等排除在刑法规制的范围之内,难免为犯罪分子留下法律空白,很难达到本条所欲求的法律效果。组织从事角膜等人体组织进行买卖等行为,同样是对于个人法益和国家所规范的器官移植的破坏,因此,理所应当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
  (三)本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均可构成。而单位能否构成本罪的主体呢?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增设单位犯罪。如果行为人为实施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牟取经济利益而设立单位,根本不可能取得单位的资格。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单位为名义,利用单位为条件进行规模化经营,实施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按照自然人犯罪处理,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形式责任即可。通过这种方式,足以达到打击组织人体器官买卖的效果,因此没有必要增设单位犯罪。
  (四)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在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采取结果犯说,认为供体器官被摘除,身体受到伤害就达到了既遂的标准。另外一种是采取行为犯说,认为只要组织者实施了组织的行为,不论结果是否发生,都应成立本罪的既遂。[2]但本文认为应当采取行为犯说,原因有三:第一,由于本罪所保护法益的特殊性,而组织者只要实施了组织行为,就构成了对本罪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使法益处在危险之中;第二,从本罪的表现形式上看,本罪所采用的“组织”,就表明了所要打击是“组织的行为”,并不要求其行为产生“组织的后果”;第三,这种做法也有利于打击该种犯罪行为。
  (五)被害人承诺
  《刑法》第234条之一第二款规定:“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那么对于供体以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出卖器官是否影响本罪的成立?本文认为,即使供体本人真实承诺出卖自己的器官,也不影响组织者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成立。
  首先,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并没有明文规定。可见,即使供体本人真实承诺出卖自己的器官,并不能成为阻却组织者的违法事由。
  其次,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基于被害人同意的杀人罪和伤害罪,但是在司法实践处理中对于基于被害人承诺的杀人同样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可见被害人对造成自己身体法益严重受损的承诺是无效的。所以,被害人是否同意不应当影响本罪的成立。就个人法益而言,法益主体的自己决定权受到内在的制约,通过非法途径捐献器官的,其承诺的有效性被刑法否定。
  第三,即使是供体真实的意思表示,组织者的行为仍然危害了国家所要保护的器官移植秩序。对于刑法第234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可以视作为刑法对于未取得被害人承诺而擅自摘取器官的特别规定。刑法对于取得被害人同意的组织行为都成立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而对于未征得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则更应该成立本罪,因为擅自摘取的行为性质更加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为打击人体器官犯罪提供了刑法的依据,对近年来高发的人体器官犯罪起到了遏制与威慑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的认定方面仍然存在困惑,本文通过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希望能对司法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明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基本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
  [2]高明暄,陈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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