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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突破与创新

来源:万方期刊网  时间:2018-04-16 16:41:57  点击:

  摘 要: 司马迁在选取人物代表时十分讲究,既着眼于对历史的贡献,又怀着悲悯着眼于历史中各类型的代表人物。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西汉,司马迁在主观上淡化礼的成分,用自己独特的义利观抒写了《史记》。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人物 创新

  一、司马迁笔下的人物

  《汉书・司马迁传》在谈及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时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P2735体现了司马迁独到的眼光和胸襟。《史记》所记人物众多,并非只有王侯将相,还有下层地位卑微之徒,只要是有不平凡事迹或重要贡献的人都会出现在司马迁的笔下。

  1.不以身份高低,着眼于对历史的贡献。

  司马迁选取人物典型时不以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是着眼于对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贡献。摩罗先生说:“司马迁对一切有才能而得不到施展的人,对一切道德高尚、心地善良而命运多舛的人都充满了悲悯之情,因此为他们立传,为他们鸣不平,替他们抒愤懑。”[2]P256《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让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司马迁在《张丞相列传》里对那些没作出什么贡献的人评论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屏�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他明确指出“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的人,即使是丞相,也不给立传。但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人,即使是地位低下的民众,也会在传记中给予一席之地。

  2.不随世俗,着眼于忍辱负重的气节。

  在古代,个人名节大于生死。一般情况下,一个士大夫若遭受了“宫刑”,都会选择用死保全自己的名节。但司马迁不随世俗,高度赞扬忍辱负重的死节之士。《报任安书》:“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受到“最下腐刑极矣”,为了完成一家学说,他宁愿接受宫刑,因为在他看来“昔西伯拘�h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气节在司马迁眼里都是壮举。

  3.不以好恶,着眼于求实的精神。

  司马迁在定位人物时,不以个人情感好恶,而是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地评论。如在《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描写了吕后的自私、凶残、倒行逆施等变态行为,同时肯定了她的政治才干和治理天下的魄力。再如项羽在政治上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十分公允,《项羽本纪》:“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用巧妙的互相法把项羽的各个方面都展示在我们面前,但他不以好恶,还是赞扬了项羽对时代的贡献。

  4.同情弱者,着眼于无奈的悲悯。

  “司马迁处处嘲讽、鞭挞那些心灵卑琐、行为恶劣的无耻小人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但可贵的是,他对这些人同样也充满了悲悯,写出了他们无奈、寂寞而凄凉的心境,虽然这是由他们亲手制造的”[2]P256。在《吕太后本纪》里司马迁肯定了吕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能力,但也揭露了吕后无情、惨无人道的一面,“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x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如此一来,纵使戚夫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司马迁依然给予了悲悯。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3]P112其实无论最后是吕后还是戚夫人赢,输的那方下场都一样,甚或更惨,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不容分享,只有输赢,看客司马迁早已站在如此高度,并流露出了他无奈的悲悯情怀。

  二、在主观上的突破创新

  1.淡化礼的成分。

  《左传》集中体现的是儒家思想,“礼也”、“非礼也”随处可见,而《史记》在主观上淡化了礼的成分,有独特的思想立场。司马迁身处的西汉时期,虽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但此时的儒家思想已不是先秦时期的纯粹儒家思想,这时以“天人感应”说解释《春秋》,把《春秋》尊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1]P1918,是为适应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充满唯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博学的司马迁深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同时不排斥西汉时期的儒学思想,他接受各种思想的长处,对历史与现实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正如杨树增所言:“不能把司马迁的思想简单划入儒家或道家或某家某派的模式之中,司马迁的思想便是他本人自成体系的思想,他是继孔子之后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是从孔子到汉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4]P96

  沈玉成、刘宁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说:“贯穿整部《左传》中的思想是重礼和重民。”[5]P84“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在《左传》中,“礼”的作用得到很大发挥,即使是两军交战,重礼懂礼的“君子”们对尊卑之礼仍然执行。司《礼书》在《史记》中居于“八书”的第一位,可见司马迁对“礼”的重视,他认为“礼”可以使人钳制恶性而从善,使人各安其位,正如《史记・礼书》:“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对“礼”狂热地膜拜,而是淡化了礼的成分。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项羽被追至乌江,走投无路时,并没有提及君子间的尊卑之礼及作战之礼,所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血腥拼搏,淡化了礼的成分。

  2.独特的义利观。

  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各家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治理国家、挽救危亡,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挟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做七十列传。”可见,“义”是司马迁所看重的,如“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日本学者村尾元融说:“太史公欲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明己述作之旨,而由、光之伦,已非经义所说,则疑无其人,未如伯夷经圣人表章,事实确然,此传之所以作也。《自序》云:‘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即其义也。”[6]P3230但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又写道:“或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他并没有盲目地极力宣扬“义”,而是对所谓的天道提出了怀疑,这就大大丰富了义的内涵。司马迁还肯定人们追逐利益的本性,在《货殖列传》中指出:“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可见,“义”和“利”都是司马迁重视的,他主张义利并重。

  3.“太史公曰”模式。

  《左传》为了解释《春秋》义理,用“君子曰”的模式表达褒贬,《史记》“太史公曰”模式继承了《左传》“君子曰”的模式,它们都是表达感悟和看法的一种方式,但“太史公曰”更关注个人本身的情感。《左传》用“礼”的法则阐释春秋大义,而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淡化了“礼”的成分,兼顾自己的思想感情,探究“兴败成坏之理”。张大可在《试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中说道:“‘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述史理想,言即议论、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这表明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理想。”[7]故《史记》的“太史公曰”是对历史人物点评时情感流露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摩罗.不灭的火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4.

  [5]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6]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

  [7]张大可.试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J].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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