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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说”比较之我见

来源:万方期刊网  时间:2018-04-12 09:29:33  点击:

  ——以唐兰和裘锡圭先生观点

  杨 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2

  摘 要:本文通过概括唐兰和裘锡圭三书说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对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比较,最后总结笔者的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三书说;比较

  大多数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造的时候,一般都遵循传统“六书”的说法,把汉字分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假借、转注六类。“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性理论,对汉字构形理论影响深远。对于“六书说”,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对其合理性和实用性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了自己对汉字构造的观点——“三书说”。

  一、 对传统“六书”的认识

  “六书”一说最早见于《周礼》,但《周礼》中尚未提及“六书”的具体内容。直到汉代,学者才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项基本原则。但“六书”在汉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班固、郑众指出六书的名目后,到许慎才对“六书”中的各书做出解释和例证。到此,“六书说”才算成立。许慎的“六书”理论,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汉字的构造方法。作为“六书”名称的指事、象形、形声等术语至今很多教科书中仍在使用这些术语,并把它们作为汉字构造的基本理论传授给学生。因此,传统“六书说”的创立对文字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汉代在文字学史上毕竟属于早期阶段,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六书说”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其中包括“六书”界说过于简单、个别名称术语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等问题;一些汉字无法判定究竟属于哪一类,使得一个汉字兼属两书的现象时常出现。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许氏给出的“六书”定义和例字也提出了质疑。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唐兰先生率先打破传统“六书说”,提出汉字构造新理论——“三书说”。

  二、唐兰先生的“三书说”

  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三书说”,并在其后来的《中国文字学》一书做了进一步阐释,其“三书”包括: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个部分。

  象形文字是“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 。[1])象意文字是“从图画蜕变而来的,...象意文字是人为的”[2] 也就是说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形声文字是“象意、象语和象声演变而来的”。)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如上所说,唐兰所归纳的“三书”,其中象形分为象身、象物和象工和象事,这四小类涵盖了原六书中象形和指事所包括的汉字,所以象形部分主要是字形表示字义。象意可以分为单体象意字、复体象意字、重体象意字和变体象意字等,主要是通过对字形的判断和理解、推测其意义,这一点也是象形和象意的区别。这里要说明一点,唐兰提出的“变体象意字”也正是许慎所说的“比类合谊”的会意字。形声字主要是字形和字音共同表示字义。从象形出发,到单体象意字再到复体象意字,在象意字上加上形符或者声符又演变成了形声字,可见汉字构造的发展就不是无序的,而是这样链条式的传递性发展。传统“六书”中的“假借”和“转注”,唐兰先生首先把“假借”归为和分化、引申一类,成为适应语言的需要,产生新文字所使用的办法。并且唐兰先生认为,“分化”、“引申”和“假借”,是文字史的三条大路。[3]关于“转注”,唐兰认为,由旧的图画文字转变到新的形声文字的途径有三种:孳乳、转注和緟益。其中孳乳和转注有些类似,但两者又有绝对的区别,用孳乳的方法来形成的文字,主要的意义在声符,而以转注的方法形成的文字,主要的意义在形符。

  三、裘锡圭先生的“三书说”

  裘锡圭在《文字学纲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自己的“三书”,“三书”包括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

  裘锡圭所提出的“三书说”更接近于陈梦家对于“三书”的分类。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在列举唐兰三书说存在的问题后,同时提出了自己新的三书说。他认为假借字必须列为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象形、象意应该合并为象形。因为他的三书是象形、假借和形声。裘锡圭在他的《文字学纲要》中提到“我们认为陈氏的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文字学纲要》中裘锡圭的“三书”是以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为汉字构造的方法。其中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者意符音符字。[4]

  首先,裘锡圭认为,三书不能概括全部的汉字,因此除了这三种分类,还有一些不能归于三书说的字,例如:合音字、两声字等等。

  其次,裘锡圭对于表意字的分类极详细,共分为六类,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和变体字。其中会意字又可以分为图形式会意字、利用偏旁间位置关系的会意字等等共六类。裘锡圭所划分出的表意字,有一些小类是接近于六书的分类的,其中象物字实际上就是六书中的象形字,象物字的象事字又近似于象形字和会意字之间。裘锡圭的极细的划分更好地为一些之间很模糊的字找到其所从属的类。

  裘锡圭依据陈梦家先生的观点,也认为应该把假借字列为汉字构造的基本类型之一。同时裘锡圭又把假借分为三种类型:无本字的假借、本字后造的假借和本有本字的假借。这三种都是以音同或者音近为主要依据而成的字。因此,假借字就以音作为构造汉字的一种重要依据。至于形声字与唐兰所分类的形声字以及六书的形声字基本相同。

  四、两种“三书说”比较

  就“三书”来说,裘锡圭和唐兰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分类。以下笔者就两位先生的“三书”在相同和相异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相同:

  1.两位先生都不拘泥于传统的六书观点和理论,提出了各自的三书理论。两位先生也都指出传统六书存在的问题。

  2.两位先生都肯定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种形式是构造汉字的方法虽然唐兰和裘锡圭对于象形、指事、会意在他们所划分的三书中的归类有所不同,但这三类作为汉字形成之初到发展之际的构造方法,两位是认同的。

  3.两位先生就形声字的作为独立的分类具有相同的认识。两位先生在划分三书的时候,都把形声字作为分类之一。虽然两位在形声字的表述上存在不同,但实质的内容是一样的。

  (二)相异:

  1.裘锡圭认为唐兰的象形、象意划分的意义不大,并且把两者都归为自己所划分的表意字一类中,并且在划分新的三书理论时更注重汉字的意、音,以及两者的关联性。唐兰则注重象形对于象意和形声的基础作用,把象形作为一切文字的依据。因此把象形文字单列为分类之一,同时,唐兰认为真正的文字到象意文字开始才算真正的成功,所以象意文字也单类为分类之一。

  2.唐兰认为,象形、象意和形声,足以归纳一切的汉字,而裘锡圭认为,三书并不能归纳全部的汉字,并分类举例了不能纳入三书的字。

  3.唐兰先生的观点更接近早先人们识别汉字形成的固有看法,从“形、音、义”三方面来建立汉字构造新系统。裘锡圭先生的观点更偏重于现代对汉字的观点,从“意、音、半意半音”三方面来建立汉字构造理论。

  4.对于假借的作用的认识,两人也不尽相同。都肯定假借的存在。但是就假借字的作用,理解却截然不同。唐兰把假借看做是为了语言需要,快速造字的一种方法,而裘锡圭则把假借作为一种汉字构造的基本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三书说”之我见

  就笔者而言,无论是唐兰的观点还是裘锡圭的观点,毫无疑问,都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三书说”汉字构造新理论的提出,的确对于学生的学习以及辨别汉字的构造方法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笔者认为“三书说”值得推广和普及的重要原因。

  (一)唐兰“三书”的优劣

  就唐兰首次打破传统理论,提出新的理论——三书说。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唐兰划分三书把字形作为理论出发点,这是十分确定的切入点。单从汉字起源于图画来说,“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唐兰的三书还存在一些问题。

  1.三书说的部分划分依据有待商榷

  唐兰从“自然和人为”、“一眼就知和想一想才能知道”来区分象形和象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就指事字的归属问题,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唐兰认为大部分指事字归入象意,这一部分占多少比重?没有归入象意字的那部分指事字是由于什么原因,唐兰没有详细的说明。后在《中国文字学》中,唐兰认为指事,是图画文字的一类,也就是象形文字。为什么属于象形,唐兰也没有详细的说明。从指事字的归属,可以看出唐兰对于象形和象意的划分还存在一些问题。

  2.形声字的理解有偏差

  唐兰把形声字当成音,从而作为汉字构造的基本方法,笔者认为也有一些欠妥。形声,有形有声,不单单只是由声代表,只是依据字的不同,形、声的作用对于字的构造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因此,单说是声,就存在问题。

  3.夸大三书的适用范围

  唐兰认为象形、象意、形声足以涵盖一切文字。汉字是不断发展的,单只靠这三种方法确定汉字的构造过于片面,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象形、象意和形声的作用。

  (二)裘锡圭“三书”优劣

  笔者认为,首先裘锡圭和唐兰一样,不拘泥于传统六书的思想,裘锡圭也提出了自己的三叔理论。裘锡圭在“三书”划分中,假借字的划分,是三书理论的一个亮点。因为无论是在原本的六书理论中还是唐兰的三书理论中,对于假借字的作用都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一般学者也都把假借字看做用字之法。裘锡圭在自己的三书分类中把假借字作为分类之一,称其为“表音字或音符字”,从意到音到意音文字,顺序式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如果没有假借字,必然是理论构建上的缺失。汉字构造中“音”的作用,裘锡圭认识到了,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其次,对于形声字这一分类的认识,更详细、更深刻。但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1.忽视汉字形体的重要性。

  遵循最初造字的目的,以及人们辨认字的依据,毫无疑问,一定是依据形体。古人从汉字的形来寻求汉字的意义,这也就是训诂学所讲的形训。并且《说文解字》也是以形索义。只是对于现代来说,我们接触的更多的是简体字,形的作用在演变过程中难免被削弱,我们也更注重通过字的意义来方便交际和表达,以及大大延伸语言的使用范围。但是字形的重要性在当时一定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于大众来说,研究汉字,不单单着眼于离现在最近的字,更在着眼于离我们年代较远的字,字的传承性不容忽视。字的形体的描写与刻画是为了帮助交际,为了表达人们运用语言所不能完成的表达,无论是直观的字意还是需要想一想来确定的字意,所依靠的一定是最初的字形。因此形的作用一定要在三书中得以体现。这是笔者认为裘锡圭在划分三书说时欠妥的地方,单从意这个部分来归类汉字,也没有强调和说明形意之间的关系。

  2.表意字划分太过细致。

  裘锡圭对于表意字的极详细的划分,但是对于划分的绝对细化并不能很好的归类汉字,往往导致一些汉字并不是单一的属于一个分类,而是两者皆可。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成了负担,实用价值不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两位先生所划分的“三书”都各有自己的优势和欠妥的地方。但笔者更认同的是裘锡圭的划分。但是就表意字的划分,笔者认为划分为象形、假借和形声即可。象形文字是所指实物之形,一物一形,单一但很好辨认,先民最初记录语言就是依据实物之形,约定俗成,来实现表达的目的。

  就裘锡圭所划分假借字来说,把假借字最为汉字构造的基本方法之一,笔者十分赞同。作为一种不需要新造字的造字,既满足了语言交际的需要,也节省了造字的麻烦和不便。通过音同和音近的方式来表示一个字,就突出了音的重要性。 如果在汉字构造的初期,需要依据字形来判断字意,那随着人类发展的逐步深入,加之语言的传播是需要语音的,所以汉字的构造渐渐出现语音化的趋势也实属情理之中。

  就形声字的划分,通过半形半音的方式来表示字义。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的,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5]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使用,直接用意符加音符组成。形声字的结合,是音义结合的最好证据,也是汉字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完善的证明。从开始的具体形符和音符的结合到后来直接用意符加音符,这也说明了音义结合能够更好为人接受和使用,因为把形声文字作为汉字构造的一种方法无可厚非。

  毫无疑问,突破传统“六书”理论的“三书说”,不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实践应用的角度,都较 “六书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并且从单个的汉字构造方法上,也有更详细的说明。虽然目前学界对于“三书说”的划分并不是完全的一致,但“三书说”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就其理论而言,也是值得学者推广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1]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1.

  [2]唐兰.《古文字学导论》[M].齐鲁书社.1981:103.

  [3]唐兰.《中国文字学》[M].齐鲁书社.1981:76.

  [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2016:111.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201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