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地处湖南偏远西部山区的辰州府发生严重教案。教案发生过程中,两位 内 地 会①的 英 国 传 教 士 胡 绍 祖 ( J. R.Bruce)②、罗国荃( R. H. Lewis)③被殴毙,教堂被捣毁,酿成严重的中外交涉。结果,所有涉案文武官员均受到严厉惩办。“已革辰州营都司刘良儒即行正法,统带毅字总兵颜琼林定为斩监候,参将张姚魁、桂阳营参将赵玉田革职永不叙用,辰州府知府吴积銞革职,永不叙用,并流五年。已革署沅陵县知县万兆莘充发极边,永不释回”④。普通民众中,张白狗、何家二老、李老六等十余人被杀⑤。此外,还需赔款一万英镑( 约合白银八万两) ,划天宁山前后为新建教堂所用,并于辰州府衙署门外东侧树立“永远儆戒”碑⑥。

据统计,1840 年至 1912 年间,中国发生大小教案多达 1600 余起。学者们将其统称为“晚清教案”⑦。辰州教案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众所周知,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心理即是其中之一。自法国年鉴学派将心理因素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始,社会心理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本文拟以辰州教案为例,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对辰州教案前后所反映的下层民众、士绅、传教士、地方官员、清政府的社会心理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解释教案爆发的原因。

一、由西方列强侵华所引发的中国民众的民族仇恨

“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⑧从某种程度上说,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根源。具体到辰州教案而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所引发的民族仇恨是辰州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自 1840 年英国强行用洋枪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来,列强蜂拥而至。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强烈的民族仇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既使得中国主权逐渐沦丧,也给当时的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以湖南为例: “咸丰、同治朝时,湖南省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二、三百万两白银,地方尚能维持运营。”①然而,自“甲午中日之役后,复岁摊赔款数十万两,至是本省财政,乃益形艰窘”.②《辛丑条约》签订后,“湖南省摊派的赔款金额达 70 万两,每月须缴纳白银58333 两3 钱3 分,另加俸饷、旗兵加饷、加增东北边防经费、漕折 4 项,每年需上缴白银304000 两,每月须上缴白银 25333 两 3 钱 3 分,两项加起来,每月合计需缴纳白银 8366 两 6 钱 6分”.③此外,“1900 年的衡州教案赔偿英国福音堂、天主堂 386000 两”④。赔款摊派数额的不断增加,加剧了湖南财政的窘迫。而这些款项当然是由湖南人民来偿付。俞廉三⑤在奏报中清楚地说道: “伏查湖南今年出款。以赔恤衡州教案为最巨。现在新增偿款( 指庚子赔款) ,为数更多,且须常年摊派,势不得不取之民间。”⑦为了解决摊派的钱款问题,俞廉三先是采取了“加重抽征田房赋税的办法”,因收效甚微,后又“将湖南省淮盐每市斤加价四文,全省绅民报效户口捐,亦每口加抽四文”.⑧即便如此,还无法完全解决湖南财政的窘迫。俞廉三只能增加土药税捐,甚至在田赋项下再增加“口捐”⑨一项。苛捐杂税的增加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同时,也使得中国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屈辱感和仇恨感不断加深。在审理辰州案件的过程中,张白狗就曾坦率地说道: “胡教士是我用木棒打死的。我恨‘洋人'.因为他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残害了我们的同胞。”⑩传教士尽管并非侵略者,但他们传教权利的获得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获得的,自然也成为民众仇视的对象。自 1880 年起,清政府就在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开放湖南的传教权,相继将“常德、辰州、沅州、永顺、澧州等 4 府 11 州所属 20 县及乾州、永绥、凤凰、晃州等 4 厅”开放为允许传教的区域。从表面上来看,湖南的大门已经向传教士打开,但实际上,开放的大多都属于偏远地区,而民众对传教士的反感则进一步加深,传教活动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19 世纪 60 年代,《湖南阖省公檄》及《辟邪纪实》等宣传反洋教的小册子在湖南省内的广泛传播清楚地表明了湖南民众对于传教士的反感。一位传教士在书中无奈地写道: “尽管这个省真的向传播基督开放,但人们心中仍然存留着迷信和仇恨,这些邪恶的力量随时都会造成大的破坏和灾难。”

对于“山岳重叠,苗胞多居于其中,因绞痛阻滞,文化低落,生产落后,……加之迷信深重”的辰州地区而言,传教工作则显得更加艰辛。修承浩在《沅陵县志》中清楚地写道: “地方风气未开,洋人来,众已恶之。”①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到处碰壁。在胡绍祖和罗国荃全面开展传教工作之前,内地会就曾派遣传教士管耀清②来辰州传教。“活动半年,仅有两人入教。”③由于管耀清传教不力,故而被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召回,由内地会传教士胡绍祖与罗国荃取代管耀清前往辰州主持传教活动。来到辰州后,两位传教士积极开展活动,取中国名字,穿中国服饰,说中国话,并高价租佃府仓巷孙姓民房为教堂,另租一间房作为医院,以行医看病为手段拉拢百姓入教。尽管两位传教士想尽办法,但入教者人数寥寥,甚至那些“少数的入教者也遭到周边百姓的谴责与唾弃”.④辰州传教工作之艰难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反映出的民众将传教士视为西方侵略者的代表,对他们所采取的敌视态度。

二、传教过程中传教士的言行不当导致辰州民众对传教士反感的加深

两位传教士在辰州传教过程中生活的不检点,更是加剧了民众对他们的厌恶。长期在沅陵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钟玉如先生在访谈中发现:

两位传教士在辰州府传教过程中常常“与劣绅、痞棍为伍,逛街市、蹲馆子”⑤,完全不顾及其传教士的形象。更有甚者,他们还干涉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诉讼,“用金钱收买情报,包揽词讼”,⑥引起辰州百姓的极大反感。在教案过程中,当两位传教士受到民众追击向当地富绅修承鸿求救之时,依旧狂妄地允诺: “事平之后,富贵悉听尊便,准保汝为即补州县,走马上任; 一万两( 银子) 亦可立条照兑。”⑦可见,众人的反感并非全然空穴来风。胡绍祖还经常在大街上随意吼斥百姓,唾骂辰州人“落后”、“愚昧”、“是三等公民”,并扬言要“对辰州人严厉惩治一番”⑧。这些话落到辰州民众耳中,如何能不引起他们的反感呢?

传教士传教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又进一步加剧了辰州百姓对他们的嫌恶。辰州府自古以来就由宗教文化多元、传统文化盛行的特点。他们祭祖、祭天,崇尚“天地君亲师”的正统思想。自然,这些传统思想也成为人们评判事物好坏的标准。然而,基督教属于一神崇拜,禁止入教者崇拜祖先、神灵。这样一来,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冲突日益尖锐,从而使得民众内心产生强烈的憎恶感。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矛盾不仅反映在宗教生活中,也体现在世俗生活方面。

两位传教士来到辰州之后,雇佣素有放荡之名的寡妇萧张氏主理家政,“呼之为张小姐”⑨。一个寡妇与两位男子频繁往来的情景落在辰州民众的眼中,引起了对三者关系的诸多猜测。许多居民都认为两位传教士与萧张氏通奸,对其更加厌弃。

三、瘟疫爆发导致的社会恐慌

如果说辰州教案发生之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已经为教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的话,那么,由于瘟疫的爆发而导致的社会恐慌则是教案发生的导火线。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6 月间,辰州城内爆发严重瘟疫。患者的症状主要有: “( 一) 腹痛,上呕下泻、脚跟抽筋,不到对时即死; ( 二) 要呕不呕,要泻不泻,腹内绞痛,脚部抽筋,约半月即死; ( 三)四肢麻木,口不能言,身发高热,饮水不止,死后遍身青紫。”⑩关于此次瘟疫,当时身处辰州城中的事件亲历者修承浩在《沅陵县志》中载到: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六月,城中疫起,症极危,而传染又速。旬日之间,城厢皆遍,蔓延及四乡,死人日多,人心惴惴,朝不保夕。……延至七月,疫不止,城乡死千余人。人心愈恐,……”由于瘟疫蔓延,城乡死亡人数短时间内就“超过千数”.

一时间,人心惶惶,例如: “为了保护水源,百姓用木栅围护井口,并派人日夜巡守,以防有人投毒。更有甚者,不取井水,而绕远取食河水。唯恐近岸有毒,于是将船划至河心取水。挑水的木桶皆盖上盖子,派人随后防护,唯恐有人中途投毒桶中。”①百姓的恐慌之深由此可见。

强烈的社会恐慌导致民众普遍陷入危机感之中,谣言随之而来。瘟疫发生过程中,福音堂的医师罗国荃也在接待病患,但救治无效,病人先后离世。为了预防瘟疫,罗国荃常在清水中撒些粉末,或是放些颗粒状的药物,说是消毒。当时即有百姓怀疑: “只因百姓既不乐信教,复惮于就医,教士为之束手,以致出此下策,俾使百姓信其药石灵验,因势诱导,以传其教。”②谣言越传越广,导致社会恐慌越演越烈。教案发生前,早已有人在墙上粘贴揭帖,指责“传教士往城中央供应人们日常生活用水的水井中投毒”.③由于谣言肆虐,本地传教者张百顺曾劝说两位传教士去知府吴积銞家避难,但遭到两位传教士的拒绝。“七月十二日,溪子口地方有不知姓名人拾得药末一包,声称入手即肿,痞徒贾三谓系有人放毒,约同尹牛儿、李老六及在逃之孙章发等在该处搜查。因萧张氏在宋烟馆吸食洋烟。形迹可疑,即扭住该氏,于其身旁搜出藿香丸一包,指为毒药为据。”④萧张氏在拳脚之下被迫承认。一时间,群众大量聚集。教案随之发生。而事实上,正如修承浩在书中解释的那样:

“是岁之疫,发源于城内杏浒冲。冲介两山间,纳城外诸山之水,濠宽而深。居民不知卫生,平日倾渣滞濠中,岁久填满,直与地平。数十年不挑深。春夏骤雨,水泛滥无所归,溢入两旁民宅深一二尺,人尽苦之。是年春,里人雇工挖壕。取出秽污,不倾于河,皆堆于路旁,长数十丈,高与人齐。

五六月,阳气蒸发,奇臭横流。路人掩鼻急趋,胸中扰作恶欲吐。居于是者,朝夕薰染,受毒自深,故疫作而死人独多焉。愚民不察,乃归咎于洋人,草菅人命,酿成国际交涉,并衍成地方一大辱史,岂不冤栽,岂不谬哉! ”⑤简而言之,是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炎热的天气导致了瘟疫的横行。而官方的解释是: “因惧生疑,因疑致误。”⑥在后来的审讯过程中,张永太甚至供认: “萧张氏所拿药包,系藿香丸两粒,并非毒药。”⑦由此可见,谣言虽然是在瘟疫横行的背景之下开始传播的并直接导致了教案的发生,但究其原因,除了瘟疫造成的恐慌以及民众对于医药知识的匮乏之外,其根源却是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以及“胡、罗以特权者的身份种下恶果”.